开放孕育多元艺术！《梵高与我》讲述的“美好年代”

“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段时间。“双元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转变，资本主义及工业革命的发展为现代化新生活提供了物质保证，在此基础上，城市改造和交通发展催生了现代都市及新的生活方式，马车被汽车取代，铁路网络不断延伸，电话与电报成为快速传播的媒介，留声机和电影放映机开始普及。从公园林荫大道到餐厅和咖啡馆，一切都变得充满繁荣之感。

卡米耶·毕沙罗《蒙马特大街》，1897年作

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乃至审美和艺术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乐观主义、地区和平、经济繁荣以及科技文化创新为特征的时期见证了艺术届新秀辈出、思潮翻涌和日臻成熟。自由和平的氛围孕育了空前丰富繁荣的文学、音乐、戏剧和视觉艺术，在各领域诞生了众多如今举世闻名的艺术家，例如法国印象派画家克洛德·莫奈，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野兽派创始人亨利·马蒂斯，音乐家克劳德·德彪西，捷克插画和装饰画大师阿方斯·慕夏。

百花齐放

从描摹现实，到重塑现实再到抛弃现实

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绘画界“活在当下，关注底层”现实主义的流行地位逐渐被“忽略细节，光影婆娑”印象派取代。1872年，克劳德·莫奈于勒阿弗尔港口创作了一幅名为《日出·印象》的油画，被视为印象派绘画的开山之作。作为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年轻时期的莫奈通过对于光线和色彩的捕捉刻画自然瞬间，晚年时期的作品则更加发散抽象，使用的色调也更为奇异。

克劳德·莫奈《日出·印象》，1872年作

在十九世纪末，“后印象派”瓦解传统印象派，虽同样是以物象为创作内容，却不再满足于理性的模仿事物形象，而要借助绘画表达自我感受和主观情感呈现“主观了的客观”。作为后印象派的代表艺术家，梵高的一生短暂而传奇。患有精神疾病的他将生活中遭受的痛苦磨难转化成画布上激情洋溢的美，糅合痛苦和热情，化作人世间平凡人的激情喜悦和壮丽。

文森特·威廉·梵高《绿色的麦田》，1890年作

此次演出中涉及的另一位画家——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是维也纳分离派运动最杰出的成员之一。其装饰艺术风格取莫奈与梵高之所长，并尝试在画面中进行更富装饰性的“乐感式”线条和色彩的探索，绘画内容选取爱、美与死亡，魅力日久弥新。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吻》，1907-1908年作

到了二十世纪初，“野兽派”、“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分别以主观色彩的大胆涂抹、扭曲现实的情绪表达和荒诞情节结合真实细节的特点继续发展。与此同时，“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和“构成主义”抛弃现实消解形象，成为新的一种风格。

互为趋向

浪漫主义式微后的音乐流变

梵高曾说：“我希望我的画作能慰藉心灵，就像音乐一样。”在梵高期盼自己的画作能完成音乐的某种功能时，对应的绘画界的变革也蔓延至当时的音乐领域。

19世纪，韦伯、舒伯特、瓦格纳、李斯特、小约翰·施特劳斯、圣桑、古斯塔夫·马勒、理查德·施特劳斯等音乐家不断接棒，使得“浪漫主义乐派”统治了乐坛百余年。19世纪末，浪漫主义音乐的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在法国，德彪西推翻了自己年轻时代的偶像瓦格纳，采用一种较为内省和抑制的语汇，形成被称为“印象主义”的音乐风格，而埃里克·萨蒂的音乐则代表了与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首次明确决裂，同时也与好友德彪西的作品形成对立，成为新古典主义的先导。在奥地利，勋伯格从瓦格纳和理查德·施特劳斯继续向前，认为艺术家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表现自己”，领导了诗歌和艺术的表现主义运动，并为当代音乐贡献了“十二音体系”。

埃里克·萨蒂

文明长河中的璀璨一刻终结于1914年，当年7月一战爆发，蓬勃的热浪不再日夜蒸腾，自由开放的气息快速湮灭，“美好年代”从而化为历史中的一道掠影，留下众多或凝固或流动的艺术作品，让人可借此窥见那一时期的一角。

《梵高与我》演出中，观众即可通过克里姆特和梵高两种不同的视角，在同时期作曲家的音乐中，经历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一战期间欧洲大陆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在感知艺术家的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同时，亦感受到与之平行的时代剧变。

第一部分聚焦梵高的一生，田野漫步、农民肖像、内心骚动，以不同主题画作作为梵高生命体验和精神世界的实体呈现，追溯其从个人到群体，以及他将目光投向整个世界的过程。第二部分则探究了梵高作品的表现力以及对克里姆特的艺术影响。最后一部分讲述了克里姆特风格的演变，以及他最惊世骇俗的作品——《贝多芬饰带》中隐含的其在一战来临之际将美视为避难所的精神归属。

与此同时，观众也通过不断变换的画作图案和历史影片见证了历史进程。行进军队、凄凉战壕，繁华都市和宁静的田园乡村即将为战争所破坏……画面与时间不断流动，最终，和平与新生在废墟之上完成重建与回归。